有一些事,我們都還在找答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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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另一端的眼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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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‧我19歲。
模模糊糊地面對未來,似乎看到了什麼,卻又什麼都沒看到,
憑著一股衝勁,我去了烈嶼,七美,南竿和東勢,
不敢想著自己在偉大的服務人群,
只希望因為自己的存在而讓某些人開心或感到安慰。
出了服務隊,在七美,
帶著整學期在學校反覆地練習,修改的教案,
想要帶著小朋友們一起去做田野調查,
讓他們和我們一樣熱愛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,
看著他們拿著筆記本,記下鄰家奶奶的人生觀,寫下隔壁爺爺的故事,
他們告訴我"姐姐,我都不知道原來婆婆年輕時也做過這麼多事"
我說"你們也可以有空回家和自己的奶奶聊聊天呀"
拿著筆,在稿子上刻著字,對國小小孩來說要寫出一篇採訪文章是挑戰的。
我們衝入鄉公所,用克難的方式將小朋友的文章裝訂成一本,
上面寫著,七美新聞營,實習小記者。
不知道這顆種子,有在多少小朋友心裡發了酵,生了芽。
出了服務隊,在烈嶼,
我帶的國小裡有個小女孩,長得漂亮,剛好成績又好,
很投緣,黏著我姐姐長姐姐短,
在城市少女的緊緊相繫中,我們哭紅了雙眼,
社規說,我們不能留手機給小朋友,不知她如何問到,
總之等我回到台灣後,她一天打三通,
內容多是問功課要怎麼寫。
起先我用引導方式,告訴她你應該要從這個部份想一下,
後來,她直接把考卷裡的ABCD選項要我幫她選,
幾次後,我對她說了重話,
告訴她功課應該要自己寫,正確答案不如思考過程來得重要。
從此,她沒再打來了。
我在想,服務的意義是什麼?我真的能帶給當地的鄉民或是小朋友什麼?
當然,我相信我得到的肯定多了更多,
只是,這樣的付出,對他們真的有實質幫助嗎?
出了心理重建隊,在東勢,
我只是小小前線,帶著一疊心理測驗要請921災民們做,
從中找出高危險群,再交由當地衛生機構及當時常駐的師長們多加留意。
我在主委家和一群災民變成朋友,他們教我唱會北風,
主委信任我,把一個他們認為棘手的個案給我,
安排在主委家裡後面房間,房間裡暗光昏暗,
是個麻將間,麻將散亂在牌桌上,
主委說,他們一家四口,在他面前過去了三個,只剩他一人,
他以前和愛和大家開玩笑,現在很少說話,
偶爾會到主委家走動,但變了個人,只有在牌桌上會放鬆一點,
我的受訪者一開始警戒地看著我,生硬地訴說著,
後來,他無意識地把玩著牌,臉部表情放鬆點了,
他說著他的事,他努力地配合著我的測驗,
一般人一套二個小時的測驗,他做了三個小時,
完成測驗後,主委關心地問我,他怎麼了,他還好嗎?
他們希望用我的力量,問出點什麼,讓他們能幫助他,
我能說什麼?我什麼都不能說,我只能說,你們常主動找他來吧...
我無法推想,怎樣的做法對他比較好,
身邊的親友是最能直接給予支持和協助,
但有時候我們反而只願意將心中的痛說給陌生人聽,
陌生人無法長期即時地陪伴,親友的關心是更直接的,
我反覆在兩極地論點裡自我辯論,
不過,不論如何,
在不知道他的想法前,在沒有徵得他的同意前,我什麼都不能說...
我還能做什麼?
當時的我是震憾的,也是無力的,
我懦弱地無法承受太多的悲傷,無法情緒抽離,
我想要多為他們做些什麼,或是陪伴他們多說說話,
但我知道我沒有時間,我需要把握時間做下個家戶訪問,
我曾經,陪個婆婆做測驗,
她吃力地看著字,理解難懂的字眼,
某些測驗讓她陷入自己的回憶裡,而淚流滿面,
我安慰著她,很想告訴她你不要做了,不要想了...
但她繼續認真地一個字一個字刻在測驗紙上,告訴我沒關係....
這麼地做了六個小時....
我曾經,到了組合屋裡,
在堆滿生活雜物的餐桌上,用窄小的空間讓受試者做測驗,
他們對我訴怨房倒了,住在組合屋的日子不知道未來能怎麼辨?
而組合屋,能住多久?
一排排空地上臨時搭建起來的組合屋,
像極了小時候在眷村的氛圍,
因為家戶近乎沒有廚房,左鄰右舍在廊道間開伙,
吆喝著一起吃大鍋飯,
但這樣的日子,要過多久?
我還能做什麼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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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的事了,
現在,,我已離開臨床心理的路很遠,
也沒有再踏上離島的土地,
但這些事卻一直在我心中,
我能多做一些什麼?......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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